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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君里

更新时间:2018-10-02 21:54

郑君里(1911—1969),男,汉族,曾用名郑重,千里。1911年12月6日生于上海。祖籍广东香山县(今中山市三乡镇平岚田堡村人)。 中国著名电影演员、导演。代表作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《林则徐》《乌鸦与麻雀》,自幼家境贫寒,进义学念书,读到初中二年级,中途辍学,考入南国艺术学院戏剧科学习,开始其艺术生涯。

目录

基本资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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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文名:郑君里

国籍:中国

民族:汉

出生日期:1911年12月6日

逝世日期:1969年4月23日

人物生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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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1年12月6日生于上海,原籍广东中山,中国著名电影演员、导演。自幼家境贫寒,进义学念书。因酷爱艺术,读到初中二年级,毅然中途辍学,考入南国艺术学院戏剧科学习,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。

1929年夏,在南国社参加《莎乐美》、《卡门》等剧的演出,与陈白尘等创办《摩登》戏剧半月刊。

1931年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,起草《最近行动纲领——现阶段对于白色区域戏剧运动的领导纲领》。同时,他还加入摩登剧社、大道剧社,演出《乞丐与国王》、《血衣》、《乱钟》等剧。

1932年,加入联华影业公司为基本演员,先后在《火山情血》、《奋斗》、《大路》、《新女性》、《迷途的羔羊》等近20部影片中担任主要或重要角色,并参加上海业余剧人协会,演出《娜拉》、《大雷雨》等剧。在银幕和舞台上,以形体动作洒脱自如,并善于把握并表达角色的内在情绪,富于艺术魅力而成名。抗战爆发后,任上海救亡演剧三队队长。

1940年,在重庆加入中国电影制片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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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奖情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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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6年获文化部优秀影片一等奖、个人一等奖《聂耳》:获第12届卡罗.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传记片奖1995年获中国电影世纪奖最佳导演奖

改行做导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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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战爆发后,任上海救亡演剧三队队长。1937年,郑君里任上海救亡演剧队三队队长,带领队员辗转沪宁铁路各站,溯江而上,武汉失陷后,他历尽千辛万苦到了重庆,接着在桂林、宁夏、青海、兰州、西康、西昌,在兰州、在缅甸的密支那,在印度加尔各答,都留下他的足迹,《民族万岁》、《野人》等在当时都有很大影响。曾导演过《求婚》、《狂欢之夜》等话剧。在重庆认识周恩来,并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,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戏剧电影运动做了很多工作。

1940年,在重庆加入中国电影制片厂,任新闻影片部主任,历时两年,赴西北、西南地区拍摄各兄弟民族团结抗战的长纪录片《民族万岁》。

1943年,参加中国艺术剧社,导演了《戏剧春秋》、《祖国》等剧。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,任昆仑影业公司编导委员会委员。

1947年,与蔡楚生合作编导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,这虽是在老艺术家指导下的电影导演学步之作,却已显露出他作为一名电影导演的非凡的禀赋与才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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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影理论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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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1年,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在四川成立,其电化教育专修科是后来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。当时郑君里受聘在该校任教,讲授电影表演。当时在该校任教的还有史东山、焦菊隐、柯灵、许幸之、戴爱莲、盛家伦及梁实秋等人。学生中著名的有汪岁寒、林斤澜、李雨农等。

郑君里是明星出身的老师,很受同学崇拜,他与同学关系也十分亲密。郑君里讲课具有很强的感染力,但尔也夹杂着广东口音,有同学向他指出,他会风趣地自我解嘲:“艺术语言的力量还应以情取胜嘛!”他讲课的教材,是自己翻译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《演员自我修养》,他相信自己的学生会成为中国第一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信徒。

郑君里翻译整理“斯坦尼体系”是中国电影界的佳话。郑君里很早就辍学,英语基本靠自学,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作都是俄文。他就找来一本英俄互译字典,通过英文来译俄语。他是在战火中搞电影学术研究的,这就是他所说的笨鸟先飞,这也为他后来在导演艺术上的卓越建树铺平了道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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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术家病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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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君里、赵丹和蓝苹(江青),上世纪30年代是上海演艺圈里的好朋友。蓝苹在上海出演《大雷雨》女主角,郑君里与赵丹、舒绣文都曾给她配过戏。赵丹与叶露茜、唐纳与蓝苹、顾而已与杜小鹃轰动一时的六和塔下的婚礼,就是由郑君里主持、沈钧儒证婚的。郑君里与黄晨结婚,伴娘也是蓝苹。蓝苹不辞而别唐纳,后来给唐写信,也是由郑君里转的。

解放后,郑君里还与江青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。毛泽东知道郑君里爱抽烟,有一次还曾对江青说:“你拿几包我的烟给君里!这都是美国‘茄里克’香烟!”但这种关系很快变成了一种灾难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上海文艺界中,导演郑君里、演员赵丹首当其冲。很快有身份不明的人前来抄家,被抄家后,郑君里心情一落千丈,他说:“这些人虽然戴的是红卫兵袖章,但抄家的手法非常专业,他们肯定不是红卫兵。”

郑君里与赵丹先后入狱,赵丹在黑暗的牢房里关了足足5年,总算有幸地被“解放”出来。但郑君里却一直没有被“解放”。郑君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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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辉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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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曾看到过一张照片:1949年,父亲和沈浮导演一人手捧一面国旗,一脸兴奋地走在迎接新中国的游行队伍中。

父亲是满心欢喜迎接这个新政权的到来的。从另一方面讲,无论政治地位还是生活待遇,这些左派导演们也的确是新政权的受益者。解放后,我们家住在上海最好地段的房子里,在宋庆龄故居对面,也就是孙道临最后去世前住的房子。当年这地方不是什么人都能住进去的,有些被视为“不良分子”的人必须要迁出去。而解放前,父亲一直住在昆仑厂的破楼里。所以内心深处,父亲也是诚心诚意要为这个新政权做点什么。在七届二中全会上,毛泽东提到了很多共产党干部进城之后的一些问题,父亲响应号召,很快创作了一部电影《我们夫妇之间》,由赵丹和蒋天流主演,写干部进城后被“糖衣炮弹”击倒,抛弃了乡下的老婆,和城市姑娘结婚的故事,但这部片子没公映就被“枪毙”了。

对《武训传》所遭受的严厉批判,父亲感到自己难辞其咎。当时父亲的身份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“艺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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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命风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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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4年,父亲又从总理那里接到一个政治任务:拍摄电影《红色宣传员》。《红色宣传员》是朝鲜在1962年的一部电影,原名叫《李善子》,讲某村妇女委员长李善子如何深入工作,把落后分子改造过来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故事。可能考虑到与朝鲜的关系,总理说,“我们也要拍一部《李善子》”,用现在的语言来形容,应该是“中国版”的。总理对这个片子显然很重视,让父亲做导演,张瑞芳来演李善子,都是他最喜欢的导演和演员。这部电影可能是金日成和周恩来之间早已商谈好的事,摄制组专门到朝鲜深入生活,拍摄也在那里进行。父亲说:“我们去的时候,后面跟了一个很长的车子,上面还有可以做饭的设备。快到吃饭时候,就把大家拉到上面去。”金日成还专门接见了剧组,据说金日成平时很少说汉语,但那天他非常高兴,又喝酒又说汉语。

电影拍完,却又搁浅了,因为那时中国已经开始讲“阶级斗争”了,但当时的朝鲜是提倡“人情感化”,互相不认同。总理看完片子后对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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